藏策的博客

东莞长安镇街头的乞儿

zangce — Thu, 27 November 2008 19:15:21 +0800

牵着骆驼乞讨，还是第一次见。问当地人，他们说也是头回见。

沿着街一家家地走

把骆驼往门口一堵，里不能出外不能进。

老板乖乖给钱

下一家……

庆贺广东省摄协成立50周年

zangce — Mon, 24 November 2008 16:06:5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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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参加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及“视觉文化与沙龙摄影”的高端论坛，我于11月19日中午之前赶写了《沙龙摄影的“基因鉴定”报告》一文，写好最后一个字后，已经10：30时了，先发给等着发稿的报社，再匆匆贴到博客上，连格式也顾不上整理，便赶到机场去了。

傍晚到了广州白云机场，一下飞机便望眼欲穿地寻找前来接我的鲁九同学世宾——本来会议安排的是到深圳机场统一接机，但我为了与刚刚分开的鲁九同学世宾来个“第二次握手”，特意跑到广州来了。

一会世宾驾着他的马6到了，一见面就告诉我，鲁九同学张浩、李霞、东紫等听说我与世宾即将见面，都在替我们高兴，已经发来很多短信了，强烈要求世宾提他们拥抱我……正说着，张浩的电话又打来啦……哈哈，高兴呀！

哈哈，我们可不只是两个人在拥抱哦，而是代表全体鲁九同学在拥抱啊！

广东省作协的大楼里就有招待所，所以住宿很方便，当晚与世宾以及诗人黄礼孩、学者谢琴安一直聊到了午夜才休息。

第二天下午，便赶到了东莞，入住会议所在地“铂尔曼酒店”。这是家刚刚建成的大酒店，很大很豪华。

房间一侧

房间另一侧

东莞的冬季仍然温暖如春

其间博联社的东莞博友若木赶来看我，第二天又特意请假陪我转市容，真是博联一家呀，令人感动！

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在晚上的欢迎宴会上，见到了去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高研班的同班同学赵镒生兄。本来我一到广东就打听身为广东省文联理论研究部主任的赵兄是否参加会议，但负责接待的摄协工作人员并不知道，为此我还很郁闷呢……现在相见之下当然喜出望外啦！赵兄更与鲁九同学李鲁平、李建华等都是好友，于是我又拨通鲁平和建华的手机，一同开怀大笑。

中立者为赵兄，左边老者为老一辈摄影评论家丁遵新先生

欢迎晚宴

尼康相机为庆典提供奖品

11月22日上午，50周年庆典开幕

剪彩

焰火

下午，“视觉文化与沙龙摄影”高端论坛就“沙龙摄影”展开讨论

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

我基本上属于“倒沙派”，本以为会与“挺沙派”的丁遵新先生有一个交锋，但交锋并未发生。

晚上是庆典晚会，为50年来为广东的摄影事业做出贡献的人颁奖。

晚会很精彩，尤其是有一场彝族的原生态歌舞，令我非常感动，而且给我的理论思考带来了极大的灵感。在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样的民族歌舞会一下子“击中”我？其文本上的原理是什么？想着想着，一个新的理论发现忽然出现了……呵呵，具体发现了什么，现在先不说，过几天我就写新文章。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去长安镇参加文化艺术节，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长安镇了。晚上《中国摄影家》杂志与广东影友联谊，树峰兄和黑明兄分别以讲座的形式与影友进行了深度的沟通，我听着也受益非浅。

这是什么呀？这是唐东平兄利用一杯茶水搞的创意摄影。呵呵，太有才啦！我以前不认识唐兄，这次在会上有了非常深入的交流，立成知音。我发现唐兄真的是一位“人不知而不愠”的高人啊。

简述中国摄影理论批评30年

zangce — Tue, 28 October 2008 16:03:21 +0800

摄影理论批评虽然在相当的一个时期里相对落后，但其进步的速度却也是最快的。从理论上的陈旧与贫瘠到今天的前卫与兴盛，其间的过程是呈加速度状态前进的。改革开放３０年间，中国摄影理论批评的发展、嬗变与进步，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今天的成果与收获，是改革开放前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象的。可以讲，中国摄影无愧于时代。

简述中国摄影理论批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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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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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３０年，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３０年，其间经济的发展、观念的进步可谓日新月异。中华民族从“文革”的深重灾难中艰难地走出，走向了开放与进步，走向了与世界的接轨……改革开放３０年里的中国摄影理论，就是从当年的摄影界批判“四人帮”利用摄影弄虚作假的讨论开始的，在这个讨论中，关于摄影的“真实性”问题、抓拍与摆拍等等问题都浮出了水面，纪实性作为摄影的本质特征也被提了出来。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与其他门类、学科相比，摄影理论并未像文学理论那样，形成各种“主义”大汇聚的局面，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上，这使得摄影的理论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落后于文学、美术、电影等门类的理论。这是由于摄影以记录为其根本出发点的特征，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关“真实性”、“典型性”之类的话语体系长期左右着摄影理论的思维模式。这种局面在进入了２１世纪后，有了根本性的扭转，中国的摄影理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仅开始与“文化研究”等前沿学术同步，而且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下，开始了对西方摄影理论更深入的研究和本土摄影理论体系的建构。此时，回眸望去我们可以发现，30年来的中国摄影理论，也正是在对一个个理论话题的争论中发展与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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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讨论与抓拍/摆拍

。有关摄影真实性以及抓拍、摆拍之类的讨论，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直到２１世纪初，都始终是摄影理论中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认为，摄影的纪实必须是真相的纪实，所要表现的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景”，在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允许弄虚作假。

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观点中对纪实性的解释只能适用于新闻摄影。对于其他摄影而言，纪实性只是摄影的技术属性，是照相机的物理特性和感光胶片的化学特性所赋予摄影的技术特征。不论是抓拍还是摆拍，是写实还是写意，纪实性是每一张照片都具有的。

另外也还有人认为，摄影的纪实性只是相对而言的，摄影将五彩缤纷的世界抽象成黑白的世界，胖的也许拍瘦了，脸黑的或许会拍白了，怎么能说摄影有绝对的真？摄影家在选取画面和选择拍摄瞬间的过程中，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事实，所以“纪实”只能是相对的。

抓拍与摆拍，是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争论的老问题。讨论摄影的纪实性的同时，又对这一问题再次展开了讨论，以蒋齐生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摆布和弄虚作假是双生的，不摆布能弄出假来吗”，其恶果是“使摄影失去了可信性”。而另一部分同志认为，摆布和造假没有必然的联系。天安门事件中，当时报纸上登载的“四人帮”制造的“英雄”人物即使是抓拍的，也不能说明是历史的事实，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假的。所以也有不少人认为，抓与摆只是创作手段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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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摄影的定位与特征

。有关纪实摄影的理论研究，一直是摄影理论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摄影毕竟是以影像记录为其根本特征的。关于纪实摄影的称谓，因为纪实摄影、写实主义摄影等都是英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的不同意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称谓问题都没有统一。１９９８年顾铮在访日本摄影家北井一夫的文章《谈中国纪实摄影》中提出，将中国的纪实摄影直接写成ＪＩＳＨＩＳＨＥＹＩＮＧ，来代替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因为用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已经很难解释今天的中国纪实摄影了。这一提法从中国摄影的具体实践出发，对进一步搞清什么是纪实摄影很有帮助。

关于纪实摄影，众多摄影理论家都有过各自的定义，在强调忠实记录、现实主义因素、提倡抓拍、形式内容并重等方面，是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的。

在对纪实摄影的定位问题上，各种意见则难于统一。有的将纪实摄影看作是一种摄影体裁；有的定位为是一种摄影流派；第三种意见是将纪实摄影定位为摄影的一个门类。

另外在对摄影的分类问题上在很长一段时间理论界也无法达成一个共识。有将摄影分为纪实性摄影和艺术摄影两大类的，但也有将摄影分为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两大类，再将纪实摄影归入新闻摄影的子类之中的，不一而足。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末，老一辈摄影理论家夏放、司苏实和丁遵新三人首次提出了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意见，也就是关于中国纪实摄影的四大特征：１.以社会生活为拍摄题材，并鲜明地表达摄影者对拍摄对象的认识和评价；２.纪实摄影采取现场直接抓拍的拍摄手法，不做任何加工和修改；３.纪实摄影作品要具有艺术性，要求至少准确完整地使用摄影语言；４.纪实摄影作品的主题表达要具有概括性。此四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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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风光”与“美的误区”

。中国的摄影，自早年的郎静山时代就与风光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当现代西方的主流摄影早已与风光片渐行渐远后，中国的风光摄影却始终不衰，随着休闲社会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更有日趋壮大之势。怎样分析和评判这一潮流和现象是中国摄影批评中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鲍昆的文章《雪月风花近百年》，全面地梳理了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风光摄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接受与误读的状况，尤其是在当下语境中的特定内涵。

鲍昆认为：“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由模仿古画，到讴歌权力和生活消费，中国的风光摄影实际上和它的真正对象一直存在着距离，显得过于艺术化。这导致相当长的时期，风光摄影成了游离于中国现代性进程之外的畸形存在。”林路的文章《清算——风光摄影》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这些文章，都引起了摄影界的激烈论争，尤其引起了那些风光摄影师的强烈反应。论争虽然激烈，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摄影界观念的更新，提高了理论在一般摄影人心中的地位。关心理论、学习理论成为了摄影界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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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理论在进步

。就在传统“范式”上的摄影理论日渐成熟的同时，鲍昆、顾铮、李媚、刘树勇、盛希贵、宿志刚等一批中青年理论家、批评家开始成为中国摄影理论批评的中坚力量，摄影理论批评也开始朝着新的理论平台转换发展。顾铮对西方现代摄影的介绍和梳理，开阔了国内摄影家的眼界，更新了有关现代摄影的观念。而以刘树勇的作品为代表，观念摄影也开始浮出了水面。新世纪之初，藏策的系列理论文章《摄影·批评·文化研究》在批评了传统模式的摄影理论的同时，将当代西方的符号学理论、话语分析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引入了摄影理论研究，并针对汉语言自身的特点，提出了适合中国语境的“超隐喻”理论。藏策的理论研究以“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后的全新学术“范式”进行，抛开了传统理论中有关“真实性”等等“本质论”的话语模式，而以“修辞观”来分析影像。因为“真实的本质”就像“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等传统命题一样，都是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答案的。而以符号学理论去分析纪实摄影的真/伪，实际上就是去分析能指与指涉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只需考察能指（照片）、所指（意义）与指涉对象（拍摄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因为任何造假照片，都是以最终改变所指意义为目的的，所谓的照片造假，其实也就是有意干预或改变指涉对象，或在指涉对象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伪造或虚构能指，以达到获取特定所指意义的行为。

随着近年来摄影技术的数字化，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前有关摄影真实性的问题，还主要集中在抓拍/摆拍等拍摄手段上，而摄影数字化以后，图像的后期造假问题则凸显了出来。一时间“周老虎”、“刘羚羊”、“张飞鸽”等等事件层出不穷，再一次对摄影理论与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评委很难当了，影赛不好搞了……正如鲍昆在《谎言和照片》一文中所言：“进入数字技术时代以来，对于图像的数字化技术处理成为摄影人士的潮流。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数字技术对图像的拍摄、后期处理以及传输都给予了革命性的变革。”而更多的摄影从业者以及广大网友，则自觉地担当起了捍卫真相的责任，利用像素分析、图像对比等方法，撕开了一幅又一幅造假图片背后的面纱。

. （发表于《中国艺术报》2008年10月28日，局部有改动。在本文的写作中，夏放老师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安阳行

zangce — Tue, 21 October 2008 12:52:11 +0800

本月18日至20日，随鲁院赴河南安阳参加社会实践。快乐呀！！！

在殷墟（何述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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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文峰塔

塔中的夏烈同学

班驳的塔墙成为了大家喜欢的背景

我与莱笙兄和王辉兄

我与鲁院的王彬院长

王院长是著名学者、叙述学家，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我的知音。我这次来鲁院，认识了王院长，是最大的收获之一。

我与凌仕江同学，他有金子一样的歌喉和真正的美男作家的外貌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何述强（中），高人也！永岗则怀有一颗“童心”。

我与兴安兄

我与宏志兄

偶在羑里城

世宾兄：“迷失在游乐园”

玩迷宫时，有位同学忽发感慨：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呀！

左顾右盼

传说中的蓍草，古人用来占卜的

迷宫中的兴安

世宾终于凯旋啦！

传说中的“红旗渠”

快乐的“四小天鹅”：东紫、岳雯、李霞和夏烈（从左至右）

我与司敬雪兄、夏烈兄

我与班里的美女们

我与李鲁平兄（右）、刘涛兄

晚上住在太行山中，搞了场篝火晚会

我和毕艳君MM是晚会的主持人——先摆个“炮式”

王彬院长为晚会剪彩

专业级歌手、大帅哥凌仕江

江子和兴安

何述强在独舞

河南的秋天一直很温暖，直到这山中的秋夜，我的冲锋衣才派上用场

在太行山中的“桃花谷”

俯仰天地间

美丽的瀑布

白丁兄

马季兄

这张是我此次活动中抓拍到的最得意的作品

（山区摄影师在为山民拍摄一寸照）

这张则是何述强兄拍摄我的最佳作品，得到了鲁院师生的交口称赞

近来的生活照

zangce — Wed, 15 October 2008 00:06:40 +0800

与乐黛云老师（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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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乐黛云老师，与语言文化大学的教授聊得很开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师从乐黛云老师进修比较文学，乐老师可谓是我学术的引路人。我虽非她的入门弟子，但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非常深，每隔几年都要见上一面。这次我来北京，正准备到北大去看望她，刚好听赵毅衡老师说乐老师也要来语言文化大学出席中国比较文学的年会，而且将主持14日下午的闭幕式。于是我便在14号下午赶到语言文化大学看望老师。

我与马季兄（何述强摄）

十一假期，鲁院同学马季、何述强、冉正万、白丁等到天津做客。我领着他们逛了意大利风情区，以及古文化街等处。

在一宫前合影

我充当讲解员：这里就是天津工人文学社的所在地呀。（何述强摄）

我写的那篇《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还从这里得到不少资料呢！（何述强摄）

海河上留影

我在天津最有地方特色的“聚真楼”宴请朋友们

这个单间怎么样？够雅吧！

马季兄与冉正万兄

１０月８日下午，我参加了博联社与佳能交流空间共同举办的外国摄影家讲座-阿根廷摄影家谈创意摄影。这个老外的作品是超长画幅，展示起来就像大接龙。

博友梁子，一位传奇式的女性

博友成文军兄

长幅的作者。他刚展示完毕就想收回去——原来是怕大家举得时间长了累着。

活动的组织者马王爷。看他笑得多灿烂！

全家福——活动结束后合影

10月13日，那日松在他798的“映画廊”里召开研讨会，讨论区志航的作品《景·观》。

气氛十分热烈，不同观点激烈交锋。

参加研讨的媒体

徐勇老师——久闻大名，今日方见。

人体艺术家海容天天

我原本想顺便看一看海容天天正在798里展示的人体行为艺术，可研讨结束后已经5：20时，人家海容天天已经下班了。好在晚上吃饭时，海容天天来了，才得一睹芳容。

“元批评”与当代摄影——平遥讲座之文字版

zangce — Sun, 05 October 2008 19:16:58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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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批评”与当代摄影

——平遥讲座之文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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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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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摄影批评，我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都是观念的严重滞后。我在2001年的文章里就说：

有的“批评”就认为：摄影批评的弊病就在于，“捧场说好话”的太多，“说坏话得罪人”的太少。难到真的多说些坏话，摄影批评就能搞好了吗？摄影界的这种话语方式，实际上还停留在80年代初文学界那场所谓“歌德”/“缺德”大讨论的思维模式上。

这种说好说坏式的印象式“批评”，往往缺乏理论上的依据。而本该作为批评后援的摄影理论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除去那套陈词滥调之外，便一无所有了。由于缺乏图象语言的符号学理论方法，能否读懂照片都很难说。不过理论家们自有一套程咬金式的“三斧子半”，见了看着像真事的就是现实主义，不像真事的是浪漫主义，两样都不像的是现代主义，看来看去看不懂的就用上了最后半招——往后现代主义那儿一推了事。听听鲁迅1928年时就讲过的话吧：“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见《三闲集•匾》）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理论家们依然故我，“主义”成了他们无知的遮羞布——这哪里还是什么理论，简直是一种蒙昧！ ..

因为那个时候，摄影界都在讨论摄影理论批评的症结所在，大家都觉得是“歌德”（表扬）的太多，而“缺德”（批评）的太少的缘故。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是观念滞后。

而今天的文学界在讨论文学批评的症结时，有观点认为是“红包批评、商业批评和人情批评”等所致，我还是不能同意。我认为，仍然是观念滞后的问题。

那么在坐的搞创作的朋友就有可能会问：批评观念滞后，是你们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事，跟我们作家或摄影家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知道，我一向不认为文学理论批评或摄影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是谁指导谁的关系。那么既然这样，理论批评观念滞后就滞后了呗，创作不滞后就行了嘛。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是一种对话和互文的关系。当理论批评远远滞后于创作实践，根本就无法解释无法涵盖实际的创作实践时，这个互文和对话的关系就出现问题了，大家想，当一个象棋大师整天和一帮臭棋篓子对弈，他的棋艺还会长进吗？

比如，当年刘树勇的《权力……》，就被误解成剽窃。为什么呢？因为根本读不懂“观念”性的作品，因为观念滞后的理论是不可能读懂“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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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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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理论的观念滞后问题，需要“元理论”的研究，也就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的研究，由此而进行的批评，也就是“元批评”，也就是关于“批评的批评”。这样的理论批评，都是建立在“元语言”层面上的，如果把传统批评比喻成听诊器、X光的话，那么建立在“元语言”层面上的批评，就好比是基因检测，是传统批评根本无法比拟的。但这种批评方法也有个缺点，就是太学术、太高深，普及起来非常困难。我在2001年推出《摄影·批评·文化研究》那组论文的时候，能真正看懂的人很少，所以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探索理论的普及之道。我发现面对面的交流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因为以文章作为中介是间接的，大家阅读时的情况我无从得知，而面对面交流时，我能看到大家的表情，我会根据大家的表情及时调整话语策略，会举一些更容易理解的例子。而这在写文章时却不行，因为我还要考虑到学术观点的严密性和文章自身的连续性。

上面讲的“元理论”、“元批评”之类，大家听起来肯定很困惑，现在我简化它一下，搞个方便法门，争取让大家在10分钟之内弄明白什么是传统批评的“本质论”，什么是现代批评的“修辞观”。

好，比方说，现在有人给我拍了张照片，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图像文本，也就是这张照片。传统的本质论批评，会把照片与我看成是同一性的，于是把关注点放在真实不真实，抓拍还是摆拍，以及我这个人的时代性、典型性，代表了什么社会阶层等等问题上。传统的本质论，是一种所谓的反映论，在文学批评则表现为简单的社会学批评。比如有个作家写了一篇关于我的小说，那么传统批评家肯定会围绕着我这个人进行分析，什么时代特征啦、典型化意义啦、我这个人物塑造得是否成功啦，等等……可就是不去这篇小说的文本特征。我们知道，我的照片并不等于就是我本人，而写我的小说则更是一种虚构，根本谈不上什么真不真实的问题。但传统批评家却并不懂得这一点，在他们的眼里，照片也好，小说也好，这些文本都是透明的，他们总是透过文本而去看文本的指涉对象。

而修辞观，也就是经过“语言转向”的现代批评，就不再把我与拍我的那张照片看成是同一的，看成是本质主义的了。现代批评，关注的首先是文本（也就是那张照片）本身，是文本的修辞关系。至于我与我的照片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修辞性的关系，比如用标头拍我，那很可能就是种隐喻性的关系，如果用鱼眼镜头拍我，则很可能是种讽喻性的关系。而不会去说用标头拍的是“真实”的，用鱼眼拍的就是不“真实”的。现代批评关注的是“真实感”的问题而不是“真实性”，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真实性”其实是不可追寻的，我们可以获得的只能是一种“真实感”。而“真实感”其实就是一种修辞的效果。

现在大家应该都懂得什么是本质论什么是修辞观了吧？那好，大家其实已经在这10分钟之里进行了观念上的更新。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只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关键的，大家还要举一反三，慢慢地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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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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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说另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文以载道”的问题。“文以载道”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经常被文学界挂在嘴边上的一个关键词，当年周作人的文艺理论就是建立在对“文以载道”的批判上的，他否定了“载道”的文学，继而又提出了“言志”的文学。可“言志”与“载道”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吗？初看好象“志”是比较个人化的东西，比代圣人立言的“道”要好，可是在文本方式上却是一样的，一个是“载”一个是“言”，还不都是在使用语言而非解放语言？所以我说周作人的“言志说”是有局限的，远没有洞察到语言和文本的深层。

现在我来说说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文是可以载道的，因为“文”在古代，外延很宽泛，是包括实用性文体和论说性文体的。论著当然要载道，比如我写的文章，就需要“载道”，“载”我的理论之“道”，我必须要让读者知道我的观点呀。但文艺类的文本，比如小说，就不能载道。因为一“载道”（哪怕是“言志”），语言就被工具化了。在这点上，佛家有一句话特高明，叫：一说就俗。

我今年年初，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我在这篇文章中正式提出了我的最新观点：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后来我在给一个作家班讲课时，又提到了这个观点，课后一个同学找到我，让我举一个解放语言的例子。于是我就举了个禅宗的公案来加以说明，比如甲和尚见到乙和尚，问：何为祖师西来意？乙和尚如果回答：祖师西来为的是，1、弘扬佛法；2、传承衣钵；3、增强文化交流……那他就肯定会吃棍子。而真正的高僧则会随意地指着院子里的树籽说：庭前柏树籽。或指着墙角的碎砖说：砖头瓦片……

回答祖师西来意是1、2、3……的，就是在驾御语言，而貌似所问非所答的，则是在解放语言。

古人常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载”字也就总能让人联想到“水上漂”之类的意象。人们总说一个作品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那么“文以载道”就好比是以文本之水，去“载”漂在水上的思想，就像是一锅漂着思想油花的杂烩汤。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比这好一些的作品，把文本当成了水溶剂，他们不让思想像油花一样漂浮在水面上，而是在文本之水中撒进思想的粉末，然后搅拌、溶解……这样的作品像速溶咖啡，虽然比杂烩汤好很多，但仍然是层次很低的东西，因为它仍在“载道”，仍在利用语言去说教。

艺术不是思想的传声筒，艺术更不同于思想本身。有人说，思想=艺术，那完全是无知者无畏式的信口开河。

我在宋庄的一座院落外，看见墙上赫然写到：“艺术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

这偈语式的表达虽然貌似极端，但却也还真有几分洞见。

我们都知道，哲学也好，理论也好，批评也好，凡属思想类的话语，在语义上都必须是相对规范的，在价值判断上也必须是是非分明的，必须把复杂纷乱的东西理出个头绪来，并加以梳理和分析。否则就不是“思想”，而是“思想混乱”。

而艺术（当然更包括文学）则不能这样，不能以既定的“是非”为是非，而要在“非”中发现“是”，在“是”中发现“非”来。艺术作品中的是非观永远是“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所以艺术话语不仅不需要语义上的规范统一，而且还要更大限度的还原语义的多义性，否则就成了“独白”而非“对话”。这就是艺术对于生活的发现，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解放语言”。

文学与艺术的思想，永远都不应该是传达“思想”，而是考问思想，救赎思想。否则这世界上有了思想家就已经够了，还要那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干吗？

有些非常有思想的学者，一旦写起小说来，往往却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其实恰恰是思想过于明晰透彻的缘故——在强大的理性的逼视下，所有似是而非混沌未开的念头都被吓跑了。而有些作家艺术家并没有多大的学问，思想又很混乱，却能写出很不错的作品来，而帮了他们大忙的，恰恰就是混沌——混沌为语义的横生野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能集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巨匠，但文学史家们却总能从他们那里发现思想上充满着矛盾和悖论的地方并深表惋惜。殊不知假如他们的思想没有了矛盾和悖论，文学史中也就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了，文学史家们也就不会再带他们玩了。

上苍造物，往往是不会聚天地之灵秀于一身的，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又必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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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浏览平遥摄影节的参展作品时，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传统纪实类作品，虽然拍摄功力不俗，但当湮没在众多的影像海洋中之后，却变得一点都不吸引眼球了，引不起人们的观看欲望。这或许已不仅仅是影像本身的问题了，而更是一个有关影像消费的问题。确实，纪实类摄影因为早已在国内成为了一种相对成熟的“文体”，拍摄水准大都比较靠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容易引起视觉上的疲劳，非“重料”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目。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传统纪实摄影向何处去的问题。……

. .（关于纪实摄影的问题，我是在讲座中先提出来的，但现在已经写进《平遥归来谈观感》一文中了，故此处从略。这里我还想增加一点：即兴摄影，也包括视觉日记、手机快照等等，同样会成为记录类摄影发展的一大方向。）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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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论词有云：“为赋新词强说愁”。我在平遥看到的许多观念摄影，则可以用“为拍‘观念’强作秀”来形容。没有“观念”而强作“观念”状，或为了“观念”而“观念”，是目前国内观念摄影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并不反对观念摄影，不仅不反对，而且我现在已经把理论批评的关注点移到了观念摄影以及各种实验影像这边来了。然而我在平遥看到的许多“观念”，却让我感到很失望。平遥展出的“观念”类作品中，当然也有很不错的，但实在太少了……

.关于实验影橡和观念摄影的问题，我也是最先在讲座中提出的，现在也已经写进《平遥归来谈观感》了，这里不再赘述。仅补充一段： .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后现代文本是文化创造力消竭的象征。杰姆逊在讨论后现代建筑时便认为其特征是一种“拼凑”，看似讽喻，其实是一种对奇特的面具的模仿，是在用死了的语言说话。理查德·沃林在其《文化批评的观念》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后现代艺术和建筑中，模仿的运用不仅剥夺了各种风格的特定语境，而且剥夺了各种风格的历史感：它们被还原为许多符号，并且以部分类象的形式进行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为物化的、零碎的和杜撰的东西——既是向内爆破的又是被掏空了的东西……与旧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后现代主义做不到辨证地扬弃现代主义，因为这种后现代主义现在采用着包含着前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因素的通俗形式。”

据我个人的观察，这种“讽喻的空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源于想象力的匮乏。“观念”之间陈陈相因竟相模仿，乃至成为一种恶俗。

摄影“观念”了，不一定就是艺术，就如我以前常说的：梳了个小辫子的，不一定就是艺术家。

（讲座之后还有近半个小时的现场提问和解答，此从略。“文字版”是根据我事先拟好的讲座提要再加上回忆整理的，与“现场版”会有部分出入，但在内容上，“文字版”应该更完整。）

平遥归来谈观感

zangce — Fri, 26 September 2008 08:53:22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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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与Emi交流（王树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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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归来谈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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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策。。

影像狂欢节。

我在平遥的几天里，平均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但却并不觉得疲倦，简直就像服了兴奋剂，再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精神儿比我还大。有太多的朋友，太多的聚会，太多的影像……构成了色彩缤纷热力四射且势不可挡的洪流，随时随刻地把你卷入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这是一个影像的狂欢节！这样的狂欢节我喜欢！

虽然参展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其实并不太多，尤其是观念类的作品，大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但我仍然喜欢这样的影像狂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多音共鸣，才是真正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才是话语权意义上的民主和平等。没必要把摄影也搞成一种“举国体制”，搞成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宏大叙事，那种貌似“完美”实则俗套的影像“独白”，远不如现在这种虽不完美却亲切可感的影像的“狂欢”和“对话”，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完美的，我们没必要为了追求虚假的“完美”而失去影像的多样性。

PK普雷基。

在平遥摄影节的高峰论坛上，批评家鲍昆批评中国众多的摄影节花了很多钱邀请来的却是些无谓的“外国专家”。于是，在下午特意安排的圆桌会议上，中外学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华山论剑”。中方学者有鲍昆、刘树勇、郭立昕和我，与以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围绕着“文化自信”与“文化尊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外语能力超好的黄文担当起了翻译并参与了整个讨论。鲍昆认为西方媒介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程度上的误读，对中国当代史的描述也充满了偏见。比如对相应历史照片的选择与编排，根本就不能代表历史的真相。刘树勇也对西方的话语霸权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来自中国台湾的批评家郭立昕则表示，中西文化在融合之前，我们更应先了解差异。

我的发言则态度相对温和，对媒体的权力滥用问题，我认为媒体在技术方面日趋先进的同时，却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这点值得警惕。对于中西文化误读问题，我的态度则相对乐观，因为我在看到误解的同时也看到了理解，当代文化中确实有以西方人的观看立场为预设，从而去刻意迎合西方视角的现象，比如张艺谋早期的那些电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今天的西方人也正在学着迎合中国文化的观看立场，比如《功夫熊猫》，尽管其中不乏“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利益的驱动。就某一历史阶段而言，文化误读的问题可能相对严重，但从长远来看，理解毕竟还是大于误解的，所以我对此抱的是谨慎的乐观态度。对于历史叙事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历史叙事所对应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有脱离叙事的历史，也不可能有脱离意识形态的叙事。

普雷基表示，他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学者对他编写的书的反对意见，尽管他不能理解一些指责，但觉得“沟通总比哑巴好”。

这次圆桌会议应该说是摄影界的一个文化事件，它第一次彻底地撼动了西方话语在中国摄影界的霸权地位，第一次直面西方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声音。当然，彼此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沟通，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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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疲劳与影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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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性”是摄影真正的生命所在，可以讲纪实类摄影的终结，也就意味着摄影本身的终结，所以我说纪实类摄影是摄影中的常青树。但即便是常青树，也是需要不断吸取养分，需要不断成长的。如果其影像话语不能得到更新，不能不断地解放自身的话，同样也有枯萎的危险。试想，就算今天的影友也拍到布勒松的水准了，可他还能算是大师吗？比如所谓的“决定性瞬间”，在今天就不再是“决定性”的了，尤其是当相机的摄影功能与摄像功能日趋同一化之后，“决定性瞬间”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决定性瞬间”的隐退，标志着纪实类摄影在其审美功能日益边缘化的同时，实用性将越来越得到强化。新闻报道类的不说了，那些非新闻性的纪实摄影呢？我以为走向影像的文献档案或许正是纪实摄影新的正途。讲授过社会学课程的刘树勇教授，早就提倡在纪实摄影中融入社会学的方法，比如田野调查，建立影像档案等，这确实是极有创建性的。在文本数字化的今天，文献档案由以往的以文字为主向着文字与影像并重发展，将是一条必由之路。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纪实类摄影是大有可为的，影像的谱系化，或许正是可以替代“决定性瞬间”的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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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拍“观念”强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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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性”，我这个人不是卫道人士，在性观念方面，绝对不是个保守派，我对Emi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就非常赞赏。我从不用道德家的眼光去看待性，更不以露了几“点”去作为衡量作品道德的尺子，而且始终认为用传统美学的所谓“美感”与“快感”去作为判断艺术还是色情的标准，完全是三家村老学究式的胡说八道。观念摄影拍“性”，这根本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你怎么拍，你是在利用“性”，还是在解放有关“性”的意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在平遥就看见了那么一组颇有些惊艳的片子，貌似大胆前卫，实则在影像编码上与A片无异，甚至可以说就是对A片的简单模仿。网络上已经充斥了那么多“很黄很暴力”的A片了，难道真的需要观念摄影也来凑这个热闹吗？

以前人体热的时候，有人发问：脱了，就“艺术”了吗？现在我同样要发问：脱了，就“观念”了吗？

再说一个有关观念摄影的关键问题：是靠摄影传达“观念”，还是用“观念”解放摄影。我在这次平遥的讲座中，具体地分析了中国文艺中的“文以载道”问题，我认为对于“文以载道”，必须要放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在古代，“文”并不专指文艺作品，而是泛指多种文体，所以“文以载道”也不能说全错，比如学术文章、理论文章就需要载“道”（观点）。当然今天的“道”不应该再是什么代圣人立言了。但是对于文艺的文本而言，“文以载道”则是完全错误的。我在《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文学的至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驾御语言是把语言当成了“载道”的工具，而解放语言，才是所谓文本“陌生化”的最高方式。

观念摄影也是同样道理，简单地以影像去传达某种“观念”，实际上就成了变相的“文以载道”。不论你的“道”有多么“观念”，但你的影像编码方式其实已经注定了你不可能“观念”。而以“观念”去讽喻“观念”，破解俗套，从而去解放影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念摄影。

只有真正的解放语言（包括影像），才能真正的解放心灵，才能真正的解放你自己，才能真正实现艺术的社会功能——文化的救赎。

。。。 2008、9、25

在北京

zangce — Sun, 07 September 2008 23:35:49 +0800

在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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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1日到11月，我都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参加“第9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文学理论批评家班）。同班的兴安兄，也是咱们博联社的博友。http://xingan.bls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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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虽然常到北京来，但总是来去匆匆，而这次时间富裕了，可以和朋友们好好的聚一聚了。这几天已经会了好几拨朋友了，很多都是博联社的博友，真是其乐也融融呀！

再次感谢北京朋友们的盛情，博联社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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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啦！

幽静的校园

曲径通幽处

文园

我与兴安兄在798